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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肖像

第三，《艺文类聚》阐述了独特的文体论。

曹丕在《赞述太子表》中提出了“文章之体”的观点，称“丈夫文本相同而结尾不同”。 在他看来，“体”的包蕴有“书”和“末”两种含义。 “书”既有文章自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也有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意蕴； 但是，这本《书》必须基于作家的“体味”。 也就是说，文章必须基于“文的自觉”创作的个性。 他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 “主”是“书”。 在文章中，作家的素质修养气质才是最重要的，气质不同，就会形成“清”和“浊”两种风格。 因此，文章有恬静的“齐气”、奔放的“逸气”等。

在曹丕看来，七子的艺术风格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固有的”。 因此，“文以气功为主”是审视文学作品不同风格的重要依据。 而这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评判标准来评判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批评，正是“文以气为主”基本理论的拓展。

在曹丕看来，文章有“书”和“末”，这“末”是文章的体裁，体裁的“异”即“奏雅、论理、讴歌真、讴歌诗赋欲丽”。 也就是说，每一种文章体裁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只要有“雅”、“理”、“实”、“丽”等特点，文章的“书”对文章的“末”就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书”、“末”一致

可见，曹丕的文体论明显标志着传统儒家“诗言志”文学理论的突破，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纯文艺观萌芽的出现。 鲁迅说：“汉文逐渐壮大是时代使然，而非曹氏父子之功，而华丽美丽则是曹丕所倡之功。” (鲁迅《论文》 )对“书”强调“以气为主”而非“志”(道德取向)，是“文的自觉”的鲜明理论追求，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创新。

《典论论文》

第四，《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阐述了文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的束缚，独立地位很少。 例如，盛行的汉赋，竟然被雄骂为“童子雕篆刻”。 (《典论论文》 )曹丕的弟弟曹植也说：“辞小路，不足以宣扬大义。 彰也表示来世”。 曹植：施明昊123 )但是曹丕坚持“写文章，是经过国家大业，不朽的盛事”。

在曹丕看来，文章有两大功能。 一种是“经国大业”，有利于办成国家大业。 二是“不朽的盛事”，有利于作家永垂不朽的文化功勋。 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于是，文章不久对国家有利，对作家个人的成就、声誉的流传、影响也非常重要。

由此，曹丕向作家以古代圣贤“非漠然、非漠然、非轻松”为范本，将当今“贫则饥寒交迫、富贵则逸乐”的精神状态

这样，从事诗赋创作既可以“不伪良史之言，趋之若鹜”，也可以“流芳百世”，成为“不朽”。 “不朽”是“立言”中的“不朽”，更重要的是，文章被曹丕赋予了为国谋利的要义，有助于完成国家大业，也有助于因文学成就而扬名百世

当代艺术家李泽厚说：“曹丕对文章之美的追求，正是他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 文章当然是人的不朽。 ”(李泽厚《典论论文》第96页)这反映了曹丕时期文学家们“文学自觉”带来的人心觉醒。 人们不满足于生前的功绩和职业，思考和追求死后“不朽”的人生意义。 故“寿终正寝，荣乐在身，两者必至常期，无以尽文章。 ’这对作家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追求“文的自觉”的前提下，诗赋不是“不需要灌输教训”，而是可以表达气质、思想感情、对自己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眷恋、惆怅、蕴藉、愤慨，甚至内心的爱。 曹丕赋予文章新的价值。 施明昊123是曹魏时期或建安时期文学精神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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