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觉下外国文学评论的误区

文学作品中从不缺乏对女性及自然的研究性分析，但传统的研究导向往往使得女性与自然逐渐走向他化与边缘，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外国文学的评论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理论更倡导在性别与环境两种视角中进行女性与自然的研究性评论，该理论重视女性与自然及命运的探讨，实现了二者从边缘化向中心地带的迁移转变，涉及范围有所扩大，更注重对自然及女性的研究，与纯粹的生态批评不同，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也有所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萌发出外国文学评论的误区，这种误区研究在当今应引起重视。 一、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三种理论支撑 生态女性主义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法国学者弗朗西斯娃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奠基人，第一次将生态与女性的压迫联系起来，倡导人类生态革命，维护现有地球家园。区别于单纯的学术性思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表现为一系列反对资本化、父权社会的女性崛起运动与女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具有三大理论支撑，首先是女性比男性更贴合自然。女性不同于男性，在与自然贴近方面更有优势，女性与自然联合受到威胁的本质原因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存在与干扰；其次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严重不满与深刻批判。西方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不单纯是科技的变革与技术的冲击，深层次上是对女性生殖能力与自然生产能力的制约与破坏。这种制约与破坏使得自然生态失衡，女性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整个社会形成既定的等级关系，其中人类成为等级关系的决定者与主宰者；最后注重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界的物种其存在就有存在的必要性，任何理由的摧残与破坏都应受到谴责与抵制。[1]这三大理论构成了生态女性主义这种特殊形式的理论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千英亩》，该作品更是将生态女性主义引入到文学评论的领域，开启了女性与自然、性别与环境的双重视角研究，对传统沿袭的父权制进行了批判，强调自然万物的平等，男女自然的和谐相处，以期用文学的力量引导构建和谐的文明社会。 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外国文学评论的误区 （一）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捆绑，掩盖合作背后的利益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进行外国文学的评论与解读时存在夸大的嫌疑，在肯定女性与自然的同时有意识地对男性与人类进行批判，以此实现女性与自然主义的凸显，这种偏激的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评论中，成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开展文学评论的指导原则并被生态女性主义者奉为座右铭。立足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评论，其以自然与女性之间的神秘关系作为自身的立论点，从本质上说是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不成熟的表现，[2]但却又为这种表现披上合理化的外衣。这种将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捆绑在一起的文学视角，其实是基于一定的战略合作目的，而被冠以合理化外衣实质上是该理论的“遮羞布”。女性主义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时代背景与现有文学环境的偶然性结果，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机缘际会间的话语合作，在生态危机的辅助下该理论阐述变得合情合理，并受到普遍意义的关注。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相融是基于两者的相似巧合，女性主义以女性为中心，强调女性在文学领域中的主导性，而生态主义是将生态自然与人类等级社会对立起来，强调生态自然在社会领域中的主导性，这两种求同存异的相似主导性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逐渐结为同盟，建构了生态女性主义这种全新的外国文学评论形式。两者的融合并非是无条件的融合，两者在充当战略盟友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也保留着自身的独特性与侧重点，因此两者并不是永远的朋友关系。女性生态主义视角下对外国文学评论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究竟是女性主义压倒生态主义还是生态主义遏制女性主义目前还不能明确定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者必将随着利用关系的解除而将这种荒谬的绑定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协同的合作关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如果单凭这些就将生态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天经地义不免失之偏颇，两者诉求表达一致的背后是更深刻的矛盾冲突。 （二）强化女性与生态的受害者角色，脱离生活实际与个体差异 在女性主义者眼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被摧残的劣势地位，该理论支撑下更多的女性主义在进行外国文学评论研究时夸大了女性的劣势地位，将文学评论的重点单纯放在女性受伤与迫害的阐述上，借助不断的重复叙述与近乎虚构的描述深化人们对女性弱势地位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女性主义学成为“受害者哲学”。在女性主义不断发展完善中萌生了后女性主义，其对女性主义认知的负面效应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负面效应提出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化问题，男女的不平等、女性所受的迫害都成为生态女性主义者面对反对言论的挡箭牌。女性、自然与男性直接对立起来，这种观点的诞生，一方面是生态女性主义者错误的女性夸大，另一方面是现有文学记载与文学形式对女性主义的辅助推动作用。从本质上看，这种夸大女性受迫害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其理论过于笼统，缺乏必要的事实作为支撑。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是专门针对男性，科技在一定情况下也造福于女性，而从科技革命对人类造成的迫害来说，受影响的不仅仅局限于女性，部分男性群众也遭受到了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威胁。其次忽视了个体差异、民族差异、地域差异等一系列差异，忽视了对个体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视觉下对外国文学的评论将个例广泛化，将自然与所有的女性都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探讨分析，将个别地区、个别民族的女性受迫害等同于全球范围内的女性迫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界定以偏概全，忽视对个体的关注，实际参考意义不大。[3] （三）始终无法摆脱二元对立，陷入自我解构的尴尬境地 二元对立法是对人类文化、思想及意识形态探索最常使用的方法，其以结构主义理论为支撑，在对外国文学的评论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评论也往往不自觉地进入到二元对立的怪圈。曾有学者试着打破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理论既定的规律，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德里达在20世纪的创新尝试，其二元对立打破言论一经问世便在欧美学术界引起巨大热议，并因此催生了诸多后现代主义学派，不同后现代主义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所指及能指关系的不固定性进行分析揭示，完成了对各级逻辑的合理解构。这种尝试性解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评判。纵观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对自然与女性地位的呼吁与恢复，主要借助于对人类社会较非人类社会的优越性及传统理念下父权社会的优势的批判来完成的。这种对比性的批判其实就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介入，但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介入是无意识的行为，生态女性主义者自觉地进入到该逻辑思维中。以伍尔夫的《到灯塔中》为例，其认为自然与人类的状态是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包含相互影响，人类在关注自身发展与自我利益的同时，也要对周围的自然事物及客观存在有所察觉与关注，要想真正融入到现有的生态环境中，必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才能获得爱与力量，真正地感受自然之美。这些思想都是生态女性主义整体观的折射。但是随着阅读层次的深入，我们发现文章所要表达的主旨并非局限于上述方面，更多的是二元论核心思想的阐述，将人类与周边的客观存在对立起来。如果说本体是人类，那么喻体则是非人类，本体对喻体起主导影响作用。这样不难看出伍尔夫的最终目的反而是为生态女性主义创造难题，认可世界中心的人类主体地位。被创造物为非人类，当人类与自然构成二元对立关系时非人类不具备人类的自主能力，并以客观体的形式处于人类的从属地位，人类进行主观想象活动并保留话语所有权与解释权。文章前后的阐述上存在矛盾，这也再次印证了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整体观念无法得到二元论的理论支撑，虽然二元论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反对面而出现但最终又使其陷入到二元对立的怪圈，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评论最终无法自圆其说，并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尴尬。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评论作为一种文学评论形式在上世界90年代中期步入稳定发展期，但是其既存的研究误区又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使得该文学批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提出了其在外国文学评论中的三大常见误区，将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外国文学评论缺陷展现在读者与学者面前，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自我发展必须从自我缺陷的弥补入手，自觉开展审视与批判，丰富理论体系，实现自身更规范的发展。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gwxplzzs.cn/qikandaodu/2020/1015/3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