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翻译的诗体莎士比亚戏剧有何不一样？(2)

杀心也就激起他重新动作；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还在江苏海门乡下念初中的卞先生就与莎士比亚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卞之琳自小就被母亲鼓励多学英文，以期未来能到洋人掌管的邮务、海关等机构获取丰厚的酬报。当时初中学校所用的英文教本，正是由英国兰姆姐弟编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高中毕业后卞之琳前往新学盛行的上海，在颇有名气的浦东中学选修过莎剧课程，读过原版剧作，还在课余悄悄试笔，翻译过英国大诗人柯勒律治的名篇《古舟子咏》。

卞之琳先生（1910-2000）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外国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在从事著译活动的六十年里，他在诗歌创作、外国文学译介和评论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近期出版的新版卞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更是被王佐良先生誉为其翻译事业的巅峰之作，也有不少前辈将卞译《哈姆雷特》列为各中译本之冠。卞先生融欧化古，以一代新诗弄潮儿的匠心加之学者的严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献了独具格调的莎剧译本以及对文学感受性的多重体验。

此处仅举《哈姆雷特》中最著名的一例：在弑兄娶嫂后，奸王尝试用言语来招抚哈姆雷特，试探性地将其从“侄子”拉近到“儿子”的位置：“my cousin Hamlet，and my son。”刚经丧父之痛的王子不仅不受其惑，反而巧妙地答道：“I am too much in the sun。”莎士比亚这里让哈姆雷特借用son/sun的谐音双关语，暗戳了叔父的伪善。对此句，朱生豪译作“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梁实秋译作“我受的阳光太多”，似乎都选择了避而不译，后者最多只是在尾注中补充了“sun”的谐音义。而卞译则别出心裁，译作“陛下，太阳大，我受不了这个热劲‘儿'”，将前文的“son”（“我的儿”）和后文的“sun”（“热劲‘儿'”，指奸王异乎寻常的突献殷勤），通过兼顾音和义的方式勾连了起来，可谓一笔曲尽其妙。凡此种种，在卞译四大悲剧中不胜枚举，尽显译者的巧智和用心。

爱妻须知，我诚恐即将辞世，

可见，卞先生不仅追求意义传达上的忠实，还在刻意挖掘并还原戏剧内部不同文类和语体带给读者的错落有致的审美体验，这不仅是对原作者的忠诚，更是对中文世界广大莎剧爱好者的一份虔敬。16世纪末期的英国舞台上，充斥着各类取自古典及基督教中世纪的戏剧程式和套路，剧作家对不同文体风格的选择有着超越形式本身的意义。可以说，形式是内容的外化，二者血肉相连相互渗透。在很多时候，艺术审美的第一步恰恰是要去把握这些“有意味的形式”，若像某些译者那样，为求表意的通达晓畅而牺牲掉大部分形式上的“意味”，只能说是囿于所处时代及一时之需求。而卞译紧紧依托原作，融通了中西文学传统中的高低文体，做到了雅俗并置，在不同的文体和诗体之间穿梭自如、独运匠心，是为译事中之大“信”也！这也正是梁实秋先生呼吁译界“应当馨香以求”的一项成就。

打碎她那个转轮的轮辐和轮盘，

伶后

天上是一片寂静，云也静止了，

把那个圆轴心滚滚的直推下天山去，

翻译要做到卞先生所谓之大“信”，其障碍之一便是来自母语表现力的诱惑。在20世纪那样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新观念与旧学问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当时就有译者强调“舍形求神”——洗净“欧腔美调”，统统吞入译者“胃”中，化为地道纯正的中文，这便有了译学中的“打破原文结构，发挥中文优势”一说。对于母语，中文读者不仅有着认知定势，还有着审美定势，譬如对于成语或四字短语的偏好使用便是其中一例。然而卞先生的译作却能大胆地突破这一藩篱，在语言文化之定势与诱导读者接受新鲜异质的文学感受性之间找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管保它万世都结实，落手无情

“亦步亦趋”中的别出心裁

愿天神全体一致剥夺她权力；

苦黄连，苦黄连！

在脚注中，卞先生阐明了自己的理解和如此处理的理由：该段台词“史诗气重，戏剧性少”，只有与本剧正文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才能符合“戏中戏”的要求。

青年卞之琳

要再嫁丈夫，活该我受尽诅咒！

还原莎剧诗体风貌

普及莎剧这一筚路蓝缕的工作已由先贤完成，以诗译诗来还原莎剧的理想风貌必然是未来莎译领域新的突破点。因而，巫宁坤先生的评价一语中的：“正如朱生豪先生的翻译为今天的莎剧翻译工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卞之琳先生的这个译本为明天的莎剧翻译工作者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终其一生，莎剧始终是卞先生临窗探望的风景，而他的译本也将装饰无数后来者的梦。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gwxplzzs.cn/zonghexinwen/2022/0812/5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