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烟尘中勘探人性读长篇小说七步镇兼论陈(2)

我们费力廓清小说的叙事“迷雾”，努力还原小说的历史背景，是想说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甘谷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人的命运的生死歌哭、起伏动荡，恰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和高度概括。举凡大地烽火连绵、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状若猪狗；比如外敌入侵，内乱不止，同室操戈、亲痛仇快。甘谷的大地上所修筑的一千三百多座古堡，岁月深处的万般悲惨情状，不正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辗转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如实描画和文学写真吗？我们从来不相信陈继明是一个只愿意咀嚼个人悲欢而对天下苍生不闻不问的创作家。从他的小说代表作《骨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粉刷工吉祥》，到《一人一个天堂》《陈万水名单》《北京和尚》，再到眼前的《七步镇》，陈继明的灵魂深处一直充盈着悲天悯人的炽热情感。他来自西北大地，幼年又经历过贫困生活，深知稼穑不易、父老艰难；他熟读中外经典，深深懂得读书写作不是为金钱玉帛，而是为百姓命运呐喊，为社会正义呐喊。所以，我们把《七步镇》视为一部寓言，是一部以个人和西北小镇人的命运透视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小说。从这个角度而言，《七步镇》有着与《白鹿原》等当代杰作相同的精神血缘和共同的精神底色。

现在，我们需要进入作家陈继明的内心深处来探讨一下他写作《七步镇》时的精神立场和情感态度了。我们认为，如果说《七步镇》这部杰作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立场的话，那就是相当强烈的“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这两种意识在小说中相互交织、缠绕，共同构成了小说非常强劲的思想冲击力。众所周知，“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来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看来，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年在伊甸园中，由于经不起诱惑，违背与上帝的约定偷吃了分辨善恶树的禁果，不仅当时就被逐出乐园，而且从此有了“原罪”。正因为人自出生起便背负着人类始祖犯下的原始罪过，所以人这一生都是“有罪的”，必须通过不断的忏悔和灵魂的净化，才可以完成心灵的“救赎”。“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作为一种舶来品，近代以后开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被接受，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当中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有着强烈的“罪感意识”的小说。鲁迅在这篇作品当中不仅意识到了中国四千余年的漫长历史是一部“吃人史”，更是深刻地意识到“我”也是这“吃人者”之一。鲁迅之外，许地山、庐隐、老舍、巴金、曹禺等作家，都在写作中笔涉“人的罪恶”，希望“罪人”们通过忏悔和有意识的“受苦”等途径，获得灵魂的拯救。新时期以来，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们对历史、现实、人性所进行的深度审视，在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土牢情话》、戴厚英的《人啊，人！》、张炜的《古船》等小说中，“罪感意识”和“忏悔心态”成为非常鲜明的精神价值立场。尤其是隋抱朴（《古船》）这一“忏悔者”形象的塑造，他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罪感意识”，他在磨坊里似乎永无止境的灵魂自我折磨，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最为动人的文学风景。

从文学创作思想传承的角度而言，陈继明的《七步镇》与“五四”先贤的思想和新时期早期作家们的创作是有渊源关系的。我们这样说，一点也没有看轻陈继明创作的创新之意。罗兰·巴特在《零度的写作》一文中说：“某一作家可能运用的写作只有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才能确立。”[1][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米兰·昆德拉也曾说过：“依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他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2][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8页。所谓“历史和传统的压力”和“诞生于他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云云，实际上都在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后起作家的创作都处于一个强大而历史悠久的谱系当中，文学传统构成了后来的创作者赖以建构意义的精神资源。我们发现，在陈继明的《七步镇》当中，“罪感意识”成为一个反复回响的主旋律。而“罪感意识”的承担者，即是叙事者——作家东声。前面已经说过，东声患有回忆症和抑郁症等疾病，这使得他总是反复回忆起前尘往事。童年伙伴小迎之死是东声的心结之一，也是促使他内心不断生成“罪恶感”的核心事件之一。悲剧过去了几十年之后，当重返故乡，东声依然在遣责自己：“我没有直接杀人，起码间接杀了人。”小说当中更意味深长的叙事设计是，在一场催眠治疗的“梦境”之中，东声的“前世”忽然成为混乱动荡的民国年代地方上的一个土匪头子，这个土匪头子生性残忍、杀人如麻。于是，从梦中回归现实之后，东声开始了颇受煎熬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求证。与其说，东声想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真实“前世”，不如说东声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柔弱身躯，承担故乡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残忍杀戮和血腥争斗之罪孽。也就是说，只要是曾经发生过的罪恶，迟早要有人站出来平静领受、真诚忏悔甚至接受审判。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把陈继明的叙事设计理解为单纯的艺术技巧了。如果我们用心揣摩小说文本，会惊讶地发现，生活于当下的东声，实际上每天都在承受着灵魂的被拷问。这个敏感、多思，“罪感意识”始终萦绕于心的知识者，不仅要承受早年生活的心理创伤所带来的内心折磨，更要不停地被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反复逼问。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的诉求，还是长达十个小时的纪录片《浩劫》中那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脸上的“苦难者表情”；无论是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人皮书装订术”，还是1937年冬天七步镇三个共产党人被枪杀和一个孤单女人的自杀，人类所有做下的罪孽和犯下的罪行，都需要被知晓、被认领，并经由忏悔、反思等精神通道而达到彻底的清算和救赎。应该说，尽管东声始终疼痛和挣扎于人类曾经的苦难和罪恶之中，但他对人类还是抱有基本的信心的。在欧洲，他和居亦在调查了人皮书的历史和观看了大量的欧洲影片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感受：“我们有很多感受，其中一个共同感受是：当我们对整个人类抱有信心的时候，对自己的信心对个人的信心，对男人的信心和女人的信心，也有明显的提升。尤其是，我们都认为人类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我们应该对人类缺陷抱有警惕，但不要试图拿起手术刀，把人身上的所有缺陷剔除，只剩下好的、讲理的、文明的部分。有缺陷的人类，仍然值得尊敬和热爱。甚至可以说，更多的奥秘藏在人类的缺陷和绝望里。”[1]陈继明：《七步镇》，《十月·长篇小说》2018年第1期，第69页。正是遵循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小说给出了人类的救赎之道：爱和温暖。因为“一个没有爱过的人，或者目前没有生活在爱中的人，会更凶狠更毒辣”。[2]同上，第83页。既然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的实验结果证明，动物和人一样需要爱——实验表明：小猴子如果生下来之后缺乏母猴子的爱抚和保护，长大后会更有攻击性，更孤僻，性成熟后甚至不能交配[3]同上，第14页。，那么，高贵的人类为什么不能以深情之爱和长久的温暖去消弭残忍、杀戮、仇恨、恶毒、邪恶和一切人间不义呢？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gwxplzzs.cn/qikandaodu/2021/0623/5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