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上）(4)

王达津老师是系里的元老，大家敬称他为达老[3]。他大病初愈，还给我们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达老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北京大学调到南开大学任副教授。达老一口京腔京韵，可能年事已高的缘故，音调时高时低，高亢时有声振林木的穿透力。他系统地讲授了《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以及《文心雕龙》中的《神思》《风骨》《体性》《情采》《物色》《比兴》《夸饰》等篇，还有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陈子昂《修竹篇序》、白居易《与元九书》等，这些篇章，我当时都背诵下来，反复揣摩。达老有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发表在《南开学报》1956年第2 期上，叫《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学根据》。他从陈寅恪、缪钺的评论开始，再回到王国维的自述，比较康德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无利害关系论”，从优美和壮美中发现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原由，并有综合评析。我认为这是达老最好的文章之一。

大三时，系里安排我们这届同学作学年论文，同学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指导老师。罗宗强先生是达老的研究生，刚从赣南师范学校调回南开大学，在《南开学报》当编辑。他的《李杜论略》刚刚出版，我读后特别佩服，就选择了罗先生作为我的指导老师。

一般情况下，指导老师总是先问想写什么，然后具体指导。罗老师与众不同。他没有让我们自选题目，而是根据我们的兴趣先到他家补课。我和曲宗生、李瑞山、王绯、王黎雅五人选罗老师做指导教师。曲宗生对诗歌美感情有独钟，李瑞山特别喜欢鲁迅的《野草》，我受南开大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喜欢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为此，罗老师专门为我个人安排了《文心雕龙》辅导。他从《神思》篇讲起，大概讲了四五篇，主要是点拨式的讲授，引导我读经典。

《文心雕龙·神思》篇描绘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细致入微，令人神往，我的学年论文就以《神思》篇作为研究对象。我对鲁迅的作品比较熟悉，想从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说起，谈构思问题。鲁迅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穷书生总想写一部小说叫《幸福的家庭》，他就想象幸福的家庭该怎么写。结果一到写作，就传来他老婆的声音：“劈柴，都用完了，今天买了些。前一回还是十斤两吊四，今天就要两吊六。我想给他两吊五，好不好？”还有孩子的哭声：“走出外间，开了风门，闻得一阵煤油气。孩子就躺倒在门的右边，脸向着地，一见他，便哇地哭出来了。”老是这种家庭琐事，《幸福的家庭》没写成。我就想通过这个故事，试图把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联系起来，谈谈创作构思问题。寒假期间，我全力以赴撰写论文，一气呵成，比较顺畅，自我感觉还不错。新学期开学，我就兴冲冲地递交了论文初稿，等待老师的表扬。

过了大约一周，罗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出乎意料地批评了我一顿。第一，罗老师说我态度不认真，字迹潦草，还有很多错字。下次交稿，必须认真誊抄，一丝不苟。第二，对古代经典作品，一定要认真研读，准确理解，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写文章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有明确的主题，严密的逻辑。我本来期待着表扬，却招致批评，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后回味老师的批评，觉得句句在理。经过反复思考，我把学年论文题目确定为讨论“虚静说”，推翻了原来的思路，认真修改了一遍。罗老师肯定了选题，说：“你的思想很活跃，有新意，注意到了他人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文字也流畅。”又说，“虚静能不能包括神思论题的全部？能否把神思所涉及的问题都归在虚静的论题下论述？如想从虚静论神思，似应论虚静在神思中的意义，不应以虚静取代神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我释刘勰，而不是刘勰释我。”罗老师把论文退还给我，要求我用正楷再抄写一遍，特别指出：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最重要的是认真的态度，严谨的精神。这篇论文前前后后改了五稿，以为可以定稿了，没有想到罗老师在第五稿上又逐字逐句作了很多修改，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仍然指出了一些问题，要求我在正式上交系里之前，再作修订、誊抄。初稿上万字，经过反复修改推敲，删除可有可无的字词，最后还剩下5000 字。我在给罗老师交上第六稿的时候，附上了一段话：“当我把这份稿子交给您的时候，我心情是很不安的。本来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再占用您宝贵的时间了。两个多月来，您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审阅我的稿子，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它，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我以前从未写过这类文章，所以开始我也没有经过慎重思考，草草动笔，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居然还把这样的废品拿给您看，浪费了您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至今想来，后悔万分。记得您看完我的草稿后，向我讲了许多道理，于是我决心重新认真完成这次学年论文的写作。从初稿到最后一稿，前后六易其稿。在写作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基础实在薄弱，也很苦恼。论文虽然完成，自己却不满意。我知道在短时间内想在学业上有很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您的指点下，两个月以来的写作，我却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必须先要端正自己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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