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上）(7)

1984年5月，达老来清华大学查询图书，注意到《全宋诗话》，还有王懋辑《寄生斋闲录》、毛晋辑《群芳清玩》《诗中画》等，很有兴趣。达老告诉我，丛书中往往保存很多珍贵资料，譬如“峭帆楼丛书”有诗话多种，“观自得斋丛书”有《梅村诗话》，“花雨楼丛钞”有《初月楼论文》，“玉津阁丛书”有《梦痕馆诗话》《岁寒堂诗话》等。达老知道我报考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提醒我说，杭州大学拟整理陈汉章的著作，清华大学有《缀学堂丛稿》《妇人集注》等，值得注意。严嵩的《直庐稿》，达老说书品极好，应当是其炙手可热的时候刻印的。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古籍书库，与古书为伴，饶有兴趣地翻阅布满灰尘的古籍。经达老指点，我似乎明白了一点阅读古书的门道。

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我曾选修单柳溪老师主讲的工具书检索法课程（后来讲义出版改名《中国文献学手册》），说实在话，不很喜欢。在乱翻书的过程当中，我感到这种漫无目的的读书就像狗熊掰棒子，留不住。于是就开始琢磨别人是如何读书，研究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王梓坤著《科学发现纵横谈》、张舜徽著《中国文献学》、赁常彬编《鲁迅治学浅探》、浙江日报社编《学人谈治学》、北京师范大学编《励耘书屋问学记》以及岳麓书社出版的《文史哲学者治学谈》等是我最爱读的几部书，不断翻阅，有如饥渴，通宵达旦，也毫无倦意。我常感叹，读一本好书，犹如咀嚼甜美的食物，令人爱不释手。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赵仲邑《校勘学史略》、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等也是很有用的书，我曾做过详细笔记。80年代，《晋阳学刊》《文史知识》等杂志都专辟治学谈栏目，我每期必看。郑逸梅《艺林散叶》常有介绍学者治学的文字，如“吕思勉治史学”一则，令我印象深刻。30 多年后，我的著作《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获得第四届思勉原创奖，与有荣焉，也自感渊源有自。前辈学者治学领域或有不同，但都强调要有文献学的基本功。什么叫基本功，原来就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知识。鲁迅治学强调从目录学入手，鼓励理论探索，注重资料长编。陈垣先生也强调目录学、校勘学的重要性，广泛收集资料，不要轻易下结论；强调学习《日知录》的文法，不要学习韩柳文章等，都深受教益，很有启发。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地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地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读这些书，仿佛聆听这些学术大家们娓娓述说着他们的治学经验，仿佛看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除传统小学知识，清华大学马列教研室的刘桂生老师经常向我传授治史的四把钥匙，即：目录学、历代职官、历代年表、地理方志。刘桂生老师是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前最后一批历史系的毕业生，后来一直做近代史研究，很有学问。在报考杭州大学研究生前后，刘桂生老师还指导我复习要点，推荐我读钱穆的《国史大纲》，那是我第一次读钱穆先生的著作。

钱逊教授是教研组的领导，送我他父亲钱穆所著《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推荐阅读钱穆论学著述《学》。我系统地阅读钱穆先生的著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钱穆《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说：“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亦无所谓失败。”这种独乐孤往的治学理念，值得学习。

我要报考杭州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钱逊老师介绍我认识钱婉约女士，她正在北京大学读古文献专业三年级。我从她那里找到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1982年和1983年的两套考题。如第一份试题：

一、简释下列名称术语

十三经、纬、今古文、易十翼、四家诗、伪古文尚书、二十四史、十通、会要、补志等。

二、简要回答问题

1.什么是类书？

2.什么是丛书？

3.什么是辑佚？

4.什么是辨伪？

5.试举四次重要的文献资料的考古发现等。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gwxplzzs.cn/qikandaodu/2021/0118/4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