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上）(5)

4月的某一天，罗老师把我们五人召集到一起，作了学年论文写作小结。那天，他还为我们几个人讲唐诗，仰望盛唐星空，理解盛唐气象。罗老师指导我们读书，特别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譬如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当时作家们都在哪里？他们对那场巨变持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作品有所反映？这就需要研究者对他们的作品作精细的编年考证，把不同作家的活动放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看出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态度，体会出作品所反映出的深刻意蕴，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后来撰写作家年谱、编纂文学编年史，就与罗老师的这段指导有关。我做沈约年谱时，向罗老师请教，罗老师来信说：“论文选题，我以为很好。特别是事迹编年，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常常想，许多作品，离开具体环境、心境，是很难了解真实含义的。事迹编年在这里就显示出重要性了。不过，如果在编年中不仅注意一人一事，而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均了然心中，则那事迹编年，自会繁简得体，于后来研究者有用。”罗先生时时强调要“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等问题，就是告诫我不要陷入繁琐的资料中，要因小见大。那天，他动情地对我们说：“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与你们不是深交，可我是真心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接着老师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具体地分析了写作方面的问题。罗老师说我这次学年论文进步很大。文章分为三大部分，逻辑线索清晰，每段说什么，很明确。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文章深度不够，比如对老庄的“虚静”说和刘勰的“虚静”说的关系分析不够。这当然与学力有关。就学年论文做到这一步，已是相当满意了。他还说，我的论文的最大长处是选择的角度很好，甚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给的成绩是优。那年春夏之交，中文系组织第一届学生学术论文讨论会，罗老师推荐李瑞山、曲宗生和我的论文参加会议。罗老师写了如下推荐意见：“本文从一个较新的角度阐述了《文心雕龙·神思》篇，言之成理，推理亦较为严密，文字简洁。建议参加学生论文报告会。”那年6月6日，系里举办论文颁奖大会，一等奖5 人，二等奖10 人。李瑞山的《〈野草〉的精神特质与美学风格》获得一等奖，曲宗生《谈诗美》和我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并获二等奖。那年11月，获奖论文结集成册。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赏心悦目，获得极大鼓励。

我的毕业论文由王达津老师指导，论文题目是《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我当时的理解，“自然”与“直寻”有关，“英旨”与“滋味”相连，然后铺衍成文。看似言而有据，其实只是逻辑上的推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回过头来看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最大的问题是与时代、与作品相脱节。这两篇论文对我的意义，就是培养了我对论文写作的初步感知。

孙昌武老师的《唐代古文运动》是我们班的最后一门选修课。最后一堂课结束，我们就要走出南开，走向社会。那堂课，我们心里都酸酸的，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孙老师结合自己的苦难经历对大家说，“文革”期间，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等到明白过来时，已经落伍，很难追赶上来。因此，人生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席话给我强烈震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将来发生怎样的变化，绝不放弃对学术理想的追求。

在我看来，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自是不二选择。1981年夏秋，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公布，达老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我自以为背诵了许多古代诗歌和批评史名篇，论文写作也得到达老和罗老师的首肯，考上研究生应当不成问题。考试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我名落孙山。事后想想也不奇怪。此前，研究生考试均由各校自己命题。这次考试，外语、政治，全国首次统考。“文革”期间，我就读的北京三里屯二中开过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外语课，有什么师资，就开什么外语课，没有一定之规。我们那届赶上学德语。我上大学以后才接触英语，没有自己的教材，拿着小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英语不过关，也在情理之中。如前所述，我曾误以为文艺理论最简单，只需要“思想”，不必死记硬背，结果出乎意料，也折戟沉沙。郝世峰主任、罗宗强老师都极力向学校推荐我，也无法改变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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