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瘦竹早期著译研究(3)

《穷人说平等》共约700 字，可称为小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阿素在城里做雇工，被主家何先生辞工后，只得回到城外郊区的两间茅屋的家中。其时江南雨季，其母饥寒交迫，正等米下锅，不想等回了失去工作的儿子，又等回了拉不到活的车夫丈夫，儿子失去工作的原因是主家何先生开洋会回来，说人都平等，没有主仆的分别，所以一切事都自己做了。丈夫拉不到活是因为要坐车的怕被指为“不仁”，把车夫“当牛作马”，也不敢坐了[1]。这篇小说极具问题意识，16 岁的作者独立思考，在提倡人人平等的新文化思潮中发出了贫苦人“饭都没的吃，平什么等”的疑问，是现代文学中典型的问题小说。作者在极短的小说篇幅中螺蛳壳里做道场，人物多达六个，但出场有序，不觉拥挤。

《病的我》也是一篇小小说，副题为给母亲的一封信，约2000 余字。主人公踢足球伤了脚，虽有校医医治，有校役背行，有同学探望，但由于脚伤未愈清明节只得留校。这天思念家乡和母亲，直到落泪。亲子之爱的永恒主题，以病中的儿子思念母亲的形式写出，通过想象母亲在家的情形，想象母亲想念自己的心情，回忆在家生病时母亲的关爱三个情节，反复加强母子之爱的主题。小说有顾影自怜的感伤，品味痛苦的诗意，以及文学最古老的主题——恋母情结。1927 年在上海《泰东月刊》上发表《红豆》中[11]，单相思的少年即将离乡，经百般设计，终于将暗含相思的两粒红豆送给了心中的女神。主人公时而自卑，时而自尊，情绪跌宕起伏，高潮处内心独白有如郁达夫之呼号吁叹，颇有柏拉图精神恋之真味。

与初出茅庐的作家一样，陈瘦竹文学起步时期也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和环境出择入材料，多少有自己的影子，小说风格也初见雏形。《穷人说平等》关注乡村社会，显示了乡土文学作家的走向；而《病的我》和《红豆》重在表达个人的精神世界，显示了作者对于自我内心地关注。后两篇小说的主人公恋家恋母，恋家乡的姑娘，但都离开了家，走向更为广阔世界，沿着这一走向，陈瘦竹后来的创作主题和背景也不断丰富，超出了乡土文学范围。

（二）早期译著之起步

陈瘦竹刚进大学不久，即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小说《滚石》，这也是他翻译出版的首部小说①，由英文译出[12]。需要备注的是，后来由俄文直接译出中文的版本题名通译为“骗子”[13]。《滚石》是高尔基流浪汉小说中富有特色的作品，尤以男主人公伯龙托夫（后通译作普罗姆托夫）的性格描写著称。伯龙托夫是个流浪汉，也是个行径卑劣、高智商的大骗子，但他珍视自由，热爱流浪生活，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高尔基鞭挞伯龙托夫们物质的贪婪和精神的堕落，同时也欣赏他们对于生活的洞察，对自由流浪生活的追求。伯龙托夫既高贵又卑劣，难以用简单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这一点也是高尔基流浪汉小说与欧洲传统流浪汉小说的不同之处。惜“滚石”未能发表完，仅第一部分“我碰到他”得以发表。

陈瘦竹在短篇小说《奇女行》中塑造了一个流浪女——柳莺的形象。抗战中家乡沦陷，与其夫失散后携子不远千里辗转至汉口，在机关供职，她和其子对外以姑侄相称，谎称侄子因母亡父散所以由她来照顾，由此赢得同事的贤良美誉，因其未婚身份而受到了周围男同事的追求和照顾。《奇女行》是崇拜者写给柳莺的五言古诗题名，诗中根据柳莺编的故事竭尽奉承之能事。古诗《奇女行》的“奇女”是假，而柳莺的生活在她编造的故事中是真的“奇”，由此，小说的《奇女行》有了反讽的意义。《奇女行》有流浪汉小说的影子，又置入了民族抗战的背景，展现了战争中人生百态之一，谴责了战争对人性的伤害。柳荫的描写非常出色，左右逢源，又洁身自好，终于阖家团圆。柳莺既享受谎言带来的好处，也为自己的谎言而痛苦，但她的撒谎行为并非以简单道德标准可以判断。《奇女行》从中国传统小说的故事叙述技巧以及大团圆的结局设计来看也有继承关系。

（三）最早的戏剧创作

陈瘦竹的戏剧创作由独幕剧《忆的幻灭》开始[14]。故事很简单，生活优裕的少妇意外遇见了以前的恋人，但作者写得颇有戏剧性，作为一篇习作而言，相当不错。戏一开幕便迅速展开情节：女主角珊丽之丈夫亚平聚会回家，和妻子提起聚会上的流浪音乐人怀娥铃手（小提琴violin 的英译，笔者注）的演奏，珊丽仔细询问流浪乐手的来历。珊丽下场后，随即进入戏剧高潮的酝酿阶段。听到小提琴手在外演奏，亚平将流浪者请进家里，询问其来历，珊丽躲在一边倾听，小提琴手告诉亚平，情人离他而去，从此到处流浪，珊丽不禁上场，戏剧迅速达到高潮，珊丽与旧情人相认，旧情复燃，有续前情之意，亚平明白了珊丽并不爱他而受到刺激，接着收尾，以流浪者最终离开为结局。一个场景，三个人物，线索单纯，由流浪的小提琴手串起全场。故事独立完整，结构严谨集中，冲突迅速展开，形成高潮后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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