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评论六十年从冷清到繁荣(2)

1941年3月海明威偕新婚不久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虹来华访问。他的中国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中国的影响。他动身经香港来华前后，香港《大公报》最先发表了旅美学者林语堂的《美国通讯》(一)和留美学者林疑今的《介绍海明威先生》两篇文章。林语堂介绍了海明威的创作特色和酷爱冒险、关心平民的个性及其重要影响。他说，海明威“倘能撰一中国战争小说，亦可为中国作文学宣传，力量较大于政治宣传也。”［6］林疑今在文章里指出海明威采用中西部语言，“独创了一种簇新的风格”;“有功于真正美国文学的建立，摆脱了旧日英国的历史传统”。“海氏所写人物的兴趣，只在肉体的享受及男女的爱情，这是原始人的嗜好，也是现代自称‘文明人’的嗜好，一点不是矫揉造作的卫道经世。海氏著作，适合社会潮流，风行全美。上流社会青年甚至故意模仿海氏小说人物，作为时髦”。［7］这两篇文章不但介绍了海明威的写作风格重要特色和独特的影响，而且将他的访华与中美两国在反对德日意法西斯斗争中相互援助的重要意义联系在一起，内容比以往的评论文章深刻得多，因此，许多国内报刊纷纷加以转载，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上海的《西书精华》也于1941年春季号和夏季号分别发表了留美学人李信之的《战争小说〈丧钟〉》和乔志高的《西班牙内战的文学》，评介了海明威的新作《丧钟为谁而鸣》。作者认为西班牙内战刚过不久，已出现了三部小说:海明威的《丧钟为谁鸣》、德国人锐格勒的《正义之战》和法国人马尔罗的《人的希望》。它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国际纵队的战士，背景是内战的全局，题材是西班牙内战时几次有名的战役。三本小说中，海明威那一本最受欢迎。

二、1949年至1966年:冷清与转变

文革前17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走过了接受与摆脱前苏联的学术影响的历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国文学的评介有了新发展。可是，文艺是与政治、外交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直到1953年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中美两国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人员交往几乎完全停止。这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的美国文学研究。50年代院系调整后的高校没有开设美国文学课程。

随着政治上的“一边倒”，前苏联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大量流传进来。前苏联学者对美国文学的评论对我国学术界曾有过积极的影响。不过，前苏联学术界推崇的仅有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希尔多·德莱赛三位美国作家。海明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较为独尊英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其他作家的局限性看得太重。1955年10月，茅盾会见到访的前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两人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过小争论。茅盾认为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和心理刻画都很有深度、有功力，并说我国《译文》(后改名为《世界文学》)准备译载。苏尔科夫则强调，海明威的作品带有悲观和宿命论的色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读者有消极影响，所以《老人与海》不值得推广。后来，《老人与海》的译文在茅盾主编的《译文》1956年12月号上刊发了，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两年后，前苏联的《外国文学》也译介了《老人与海》。可见，见解独到的老作家茅盾对待外国文学的评价比苏联同行更有远见，更加公道。可惜，这种公正的评价，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不能推广。［8］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政治氛围下，美国文学的评介走入低潮。海明威评论仅有赵家璧一篇文章——《从〈老人与海〉想到海明威》。文章强调:“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正是当时的海明威在思想上的经历。”同时指出，“海明威自欧洲负伤回来之后……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9］虽然上海再版了林疑今译的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但有的高校图书馆里却“内部控制，禁止流通”，给该书贴上“宣传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标签。至于《丧钟为谁鸣而》，由于它在前苏联受到批判，国内仅出了节译本，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才同时出了三种全译本。

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59年的反右倾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政治气氛更浓烈了，尤其是1960年后中苏两国两党围绕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国先后发表了9篇文章评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这时，“学习苏联”的口号受到许多学者的反思。但左的倾向有点冒头。许多人不敢评论学术问题，怕犯错误。1961年7月2日，海明威举枪自杀，惊动了全世界，我国各大报刊却都保持沉默，仅《世界文学》第7期转载了国外400多字的一篇短文作为《简讯》。8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赵家璧的短文《永别了，海明威——有关海明威的二三事》。它成了我国悼念海明威逝世的唯一文章，气氛相当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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