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评论六十年从冷清到繁荣(6)

第四，随着西方文论的引进，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研究范围日益扩大。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陆续译介了新批评理论、心理分析理论、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海明威研究向纵深发展。研究方法进一步多样化，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语境和文化深入解读和阐释。从以往的评析海明威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发展到评论海明威的战争观、生死观、哲学观、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文体风格、叙事策略、文字技巧、他的中国行等等。这些论文既涉及对海明威的思想和创作的总体评价，又针对他四大名著和一些短篇小说进行文本解读。如评《老人与海》的文章达40多篇。还有人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比较了海明威与鲁迅、王蒙、邓刚和张贤亮等人小说创作的异同;也有人将海明威与肖洛霍夫比较，视野比以前大大地扩大了。评析方法由单一转向多元，论述更深刻了。

随着海明威研究的深入，一些专著陆续出现。1987吴然的《海明威评传》和郑华编著的《从男人到男子汉——海明威小传》与读者见面。两位青年学者的大胆尝试很可贵，是个新跨越，可喜可贺!同年，董衡巽发表了《从“尼克的故事”到“老人与海”》。作者从经验与想象、细节和对话以及有关于《老人与海》几个方面剖析海明威短篇小说的特色。文本分析细致，行文简洁生动。

从以上评述不难看出:我国海明威研究真正是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像一阵春风催生了海明威研究的新热潮。国内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使我国海明威研究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热潮。它从十年浩劫后重获了新生，并且走向繁荣。这是以前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二)1990年至2011:从繁荣到超越

90年代以来，海明威研究继续不断发展，保持繁荣的姿态，并逐步走向超越。主要表现在:

第一，多位中国学者出席海明威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董衡巽、杨仁敬、钱青分别赴美国波士顿、西班牙潘普洛纳和法国巴黎参加两年一度的海明威国际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学术交往。尤其是1996年，杨仁敬应邀去美国克茨姆出席第七届海明威国际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老人与海〉与生态批评》的报告。会议以“海明威与自然界”为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连串的“走出去”，大大促进了对外学术交流，推动了海明威研究。

这期间，美国海明威学会机关刊物《海明威评论》主编苏珊·比格尔教授曾应邀访问了厦门大学和上海几所高校，分别作了评论海明威短篇小说和自然观的报告。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江肯斯教授则作为富布莱特专家来厦门大学任教半年，并到北京和武汉等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增进了中美学者的友谊，也促进了海明威研究的深化。学术活动继续很活跃。1993年7月，广西师大举办了第二届桂林海明威国际学术研究会。美国、英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多位学者莅会。会上宣读的论文多达60篇。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分别用女权主义，读者反应论、新历史主义和生态文学批评和叙事学等理论，采用不同方法来解读海明威的作品，写出了一批富有新意的论文。会议还总结了当时海明威研究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1)重复研究较多，同一部作品同一个问题重复评述，新意不多;(2)对原著理解不深，甚至有些出入;(3)理论运用欠妥，有时太生硬。大家一起找出这些研究中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这对海明威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科研成果丰硕，论文专著大量涌现，质量较高，逐步形成规模。1990年，杨仁敬出版了《海明威在中国》，系统地评述了1941年春天，海明威偕第三任夫人玛莎访华的目的和意义及其在中国各界和美国学界的反应。1992年，董衡巽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海明威的启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作者认为海明威“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拔高了的自传。他新颖的小说作法，包括最有特色的对话，一经固定便成了风格化的模式”。1996年，杨仁敬的《海明威传》由台北业强出版社出版。这是海峡两岸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海明威传记，受到海内外的广泛重视。1999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董衡巽的《海明威评传》，既有生平故事介绍，又有作品评析，富有创见。这几本传记的出现与美国80年代以来的海明威传记热遥相呼应，各有千秋，实是不谋而合，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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