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评论六十年从冷清到繁荣(3)

1962年，《文学评论》第6期刊载了董衡巽的《海明威浅论》。它标志着我国美国文学评论、特别是海明威评论开始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这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下是很难得的。《海明威浅论》比较系统地评析了海明威的思想、作品、艺术成就和局限性。它大胆地肯定了海明威创作思想的发展和艺术形式的创新，并指出其思想缺陷和逃避现实的倾向。该文在论及海明威的主要作品时认为，海明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厌恶情绪在《永别了，武器》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清晰。较之于《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更为深刻。它不仅揭露战争如何给人带来生理上的摧残，而且批判了帝国主义思想宣传的虚伪，还揭示了资产阶级精神世界的空虚。同时，论文指出:“《永别了，武器》也突出地表现了海明威的思想缺陷，即未能正确认识战争的本质和根源。他像许多当代资产阶级作家一样，未能摆脱认识的片面性，他把他所看到的那部分现实当作现实的全部，把帝国主义者发动的掠夺战争看成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又把资产阶级的末日看成全世界的末日。”论文认为《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他赋予主人公新的思想认识”，同时又写了个别较成功的西班牙人的形象，其中不乏精彩动人的描写。但是，“小说作为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作品，就显得不够典型，不够真实”。论文强调:“乔登这个人物不是来自群众的英雄，而是超人式的英雄。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对待群众的态度。”尽管如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同《永别了，武器》一样，应该列入美国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论及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老人与海》时，作者认为它代表了逃避现实的倾向: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一个“在阶级社会里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个超人式的英雄”。［10］论文肯定了海明威作品的三个亮点:一是坚强的意志，主要表现在求生的渴望;二是“感觉经验”;三是友谊。最后，文章还肯定了海明威简洁优美的文笔、独特的“冰山原则”和含蓄凝练的风格。总而言之，董衡巽在论文里大胆肯定海明威对美国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也指出他思想的局限性，这正标志着他的观点与前苏联50年代对海明威的评价分道扬镳。同时，论文对海明威塑造的硬汉形象乔登和圣地亚哥持否定态度，恐怕与当时国内“大批判”思潮的影响有关。该论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三、1966年至1976年:浩劫与停顿

十年“文革”使我国文艺界遭到空前浩劫，外国文学亦深受其害。大专院校图书馆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封存，专家学者被赶进牛棚，他们的私人藏书被夺走或烧毁。海明威的作品亦难逃一劫，但并未完全销声匿迹。《永别了，武器》和《老人与海》在矿区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中以口传和手抄等形式得以流传。它的吸引力不在于爱情描写或凶杀情节，而是它的精神力量，即一个人如何在困难面前泰然自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矿工出身的江苏作家周梅森说过:“历史将证明，海明威会像莎士比亚一样属于全世界。他给读者精神上的影响是永恒的。”［11］由此可见，处于逆境的我国青年读者，从实际生活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了海明威作品的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这种草根式的评论立足于新的视角，为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创造了条件。这也许是海明威文学评论困境中的幸运，它为日后海明威文学研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四、1976年至2011年:复兴与跨越

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浩劫结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后，中美恢复正常邦交，两国文化往来继续深化。外国文学在中国重新起步，海明威文学评论逐渐复兴。1976年至今，海明威文学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76年至2000年为第一阶段，2000年至2010年为第二阶段。前者从复兴到繁荣，海明威作品的中译为评论的复兴创造条件。而且，国内外学术的空前发展和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也推动了海明威研究的蓬勃发展，使其硕果累累。后者展现了跨世纪的超越。随着海明威作品中译本的系列化和众多学术会议的陆续召开，海明威的作品不断走入课堂，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也纷纷登上报刊杂志。海明威研究还第一次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都展示了这个时期海明威研究的新成就。

(一)1976年至1989年:从复苏到繁荣

这一时期，海明威重返中国学界，成为中美文化往来的新亮点。80年代是海明威文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极大超过30年代的第一次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gwxplzzs.cn/qikandaodu/2021/0223/462.html